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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官场腐败问题
时间:2015-10-09 来源:未知 阅读:次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当前中国的官场腐败问题和民间的看法
       谈及中国当前的官场腐败问题,普通民众莫不在咬牙切齿且深恶痛绝之余又嗟然长叹作悲观绝望状,认为官场腐败根深蒂固且积重难返,会导致民众严重不信任甚至仇视政府,最终会亡党亡国。这种认识和看法大多源自于民众自己在生活中眼见或听说官员及其家庭享受的优裕物质生活,更多的源自于媒体报道的那些耸人听闻的官员贪污受贿案。比如,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被搜出的人民币现金超过2亿元,差不过有2.3吨重,执法人员从银行调用了16台点钞机清点这些现金,当场烧坏了四台;河北秦皇岛一个副处级的供水公司经理马超群,家中藏有过亿现金、37公斤黄金以及68套房产手续;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在河南濮阳的老家中,被查抄的财物装满四辆卡车,其中包括大金船、金脸盆以及一尊纯金毛泽东像,仅军用专供茅台酒就装满了两卡车等等。这一切都让很多望房兴叹或身负房贷车贷、抱怨物价不断上涨、哀叹“病不起死不起”的普通民众瞠目结舌,而后痛骂,恨不得将这些贪官灭门抄家,千刀万剐,并进而对政府大加鞭挞,认为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绝对是触目惊心。
当前中央对官场腐败的做法  
       对于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党和中央政府既是受害者,也是最大的反对者。因为官场腐败直接导致各级政府官员失职、渎职、滥用职权以及不作为等行为,进而失去公信力,被普通民众所唾弃。而普通民众会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党和中央,把愤怒的矛头对准政府乃至中央,而不是具体的官员。于是,官员腐败,政府背黑锅;地方政府腐败,中央负骂名。作为执政党,共产党绝对无法容忍和承受失去民心的苦果,所以,党和中央政府一定会坚决的反腐败。具体到本届党中央和政府,其反腐败的力度和规模也是空前的。比如,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中管干部达55名。在被查处的55名高官中,副国级以上共3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7人,中纪委委员1人,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等共计12人,军队系统2人,央企高管共5人。截至目前,中央的反腐败态度依然坚决。
民间对中央反腐败行动的看法
       然而,随着反腐风暴中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涉及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很多民众在拍手叫好的同时也感到悲观失望: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是不是无法纠正呢?此外,民众对于这种由上而下发起的运动式的反腐风暴也心存疑虑:既然是运动,应该是有周期的,会不会有走到尽头的时候?到那个时候还能惩治和防止官场腐败问题么?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反腐没有尽头,但这依然无法彻底让民众有信心。
对官场腐败具体认知
       实际上,腐败从来不是一个定义明确且内容单一的法律或政治术语,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官场腐败,社会腐败等等。腐败本来是个生物学术语,指食物的腐烂变质,直至明清时期腐败才用来概括官场和社会上的不正当做法和风气。
       具体到官场腐败,今天普通民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往往指国家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行为,而官场腐败绝不仅仅是贪污受贿,还有徇私枉法、渎职、失职、不作为、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拉帮结派等行为。从政治和政权的角度来讲,危害最大的腐败现象反而不是通俗意义上的“腐败现象”——贪污受贿(这也是普通民众心理上最难以接受的行为),而是官员出于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导致的徇私枉法,这才对政治造成最大的损害。因为官员的徇私枉法会使执政者的政令不畅甚至歪曲,违犯法律和纪律,破坏政治生态。基层政府官员直接面对普通民众,其徇私枉法行为会让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乃至痛恨。一个遭人痛恨的政权注定是不能长久的。
       所以,如今普通民众理解的官场腐败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行为,但相比于腐败包含的更有危害性的徇私枉法和滥用权力行为,贪污受贿还算是危害性较小的——毕竟,如果官员个人工作能力很强,是个“能吏”,那么即使他贪污受贿,依然要比那些虽然不贪污受贿但徇私枉法或滥用职权的庸官恶官所造成的损害轻!贪污受贿一般仅限于小范围的权钱交易,一般不为人所知,对政权的损害反而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贪污受贿虽然对政权危害性不大,但在民间造成的影响和形象实在太坏,从而给整个政权和政府带来污名,所以也是政权所不能容忍的。
       今天轰轰烈烈的反腐败风暴,实际上针对的不仅仅是贪污受贿,更是各种徇私枉法引起的违反法律和党律的行为。
官场腐败的人性和现实根源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官场腐败有其必然性。在其本质上,人性趋利避害,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来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虽然饱受指责,但确实被很多人在内心中奉为圭臬。官员手中掌握国家权力,能够轻易地通过滥用权力来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大量的金钱和物质利益,而对这种权力目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官员滥用职权的成本极低,导致各种官场腐败问题,比如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任人唯亲,等等。         
       从现实的社会环境角度来看,官场腐败同样难以避免。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触角无处不在,与之对应的是拜金主义和物质崇拜弥漫于社会和政治圈子。社会上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大多用其所取得的财富的多寡,所占有的物质资源的丰富程度(比如房产、豪车、商铺、工厂、企业,等等)。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官员很难免俗,心态容易失衡。一旦官员陷入物质崇拜,用权力谋取金钱就唾手可得。
       同时,官员所处的工作和交际圈子也使得他们受到的越来越多的诱惑和糖衣炮弹攻击,很容易被金钱腐蚀而彻底走向堕落。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奉行政府主导和推动型的经济发展,在公权力作用明显的地方,如土地、房产、矿产资源开发以及基础建设,工程的招投标、设备采购、企业上市并购等领域,政府官员是商业活动公关的唯一对象。商人出于竞争和获取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会开展一系列花样白出、令人目眩神迷的公关活动,比如金钱、美色、文物古玩、珠宝首饰、房产豪车等,来全方位多角度地拉拢腐蚀政府官员,力图使官员利用职权为他们攫取利益。而政府官员大多有发展经济的任务和指标,不得不频繁和商人打交道,参与到各种商业应酬和交际活动中。指望拿着普通工资的政府官员能在富豪云集、纸醉金迷的应酬中保持清醒和自律是不现实的。在这种环境的熏陶渐染中,很少有官员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不被物质利益所侵蚀。而作为回报,官员只有利用手中的政府职权为商业活动提供便利,保驾护航。于是,权力和金钱就完成了合作和交易,腐败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场腐败的历史政治渊源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让我们在自豪的同时,也让我们难以逃脱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的影响。传统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候你觉得传统看不见摸不着,似乎自己也能不受影响,殊不知传统在无形中已经把你牢牢束缚住。比如人情送礼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现在这种传统已经扭曲畸形,很多人深受其害,但却在亲朋好友以及领导同事的婚丧嫁娶乃至子女生日升学时不得不送上红包!这就是传统的无形却又强有力的束缚。
       官场腐败亦然。官场腐败同样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同样难以根除。前文已经讲过,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诉求,那么以权谋私会随着政治的形成而产生,财富的分配不按付出而按权力的大小分配。原始部落中的族长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占有和支配更多的猎物和生活资料,这就是最早的政治腐败;奴隶社会的国王和贵族按照权力的大小占有与之相对应的奴隶和生活物质,这也是政治腐败;封建时代的封臣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拥有绝对的权力,随意支配土地和财富的分配,这依然是政治腐败。
       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中国最终形成了稳固的政治传统——高度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制度。皇帝任命中央政府成员,中央政府任命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地方官员管理百姓。在这种金字塔式的政治体制下,官员只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民众是管理和专政的对象,唯独没有监督官员和政府的权力。由此,官员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很容易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来谋取私利,于是诸如徇私枉法、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渎职失职、滥用权力等各种腐败现象就应运而生,且随着政权的稳固而愈演愈烈。官场腐败就像寄生在政权身上的毒瘤,最终会持续膨胀,吸干政权的血肉而导致政权的覆亡。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在衰亡的末期都是官场腐败最严重的时期,因为官场腐败很容易导致最基层的民众生活困苦乃至活不下去,政权失去民众支持就会崩溃,王朝的覆亡也就难以避免了。
       可以说,官场腐败是中国各个王朝的最大敌人,而历史上的每个王朝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治理过官场腐败。在中国历史上,反腐决心最大、力度最强、办法最多、惩处最严的,莫过于明朝初期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了。朱元璋穷苦出身,深知官场腐败的危害也深受其害,他获得最高权力后为防治官场腐败实施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败的措施:严密的律法体系、严酷的量刑处罚、以及广泛的律法适用性(皇亲国戚皆受律法约束)。朱元璋反腐最为人熟知的当属“剥皮实草”刑罚:凡受贿数额在六十两以上的官吏,枭首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是,朱元璋这种靠严刑酷法来反贪污腐败依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洪武时期的明朝官场贪腐现象仍然严重。
       所以说,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官场贪腐传统使得任何政权都深受其害但又无法根治。电影《建国大业》中蒋介石说的“反贪污腐败会亡党,不反会亡国”很形象地总结了国民党失去民心而导致政权覆亡的原因。实际上,不是因为国民党统治才使得官场腐败严重若斯的,而是中国古代以来的官场贪腐传统绑架并葬送了国民党政权。
       如今,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政权已经稳固发展六十余年,而官场贪腐传统又不断显露其丑陋狰狞的面目,严重威胁到了当前的共产党政权,腐蚀了政权的基础。这无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先进性,而是中国政治传统的固有顽疾。中国共产党应如何有效地防治官场贪腐呢?也许我们能从当年黄炎培和毛泽东的谈话中得到启发: 
       1945年7月,年近古稀的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大为感慨。在与毛泽东真诚交谈中,黄炎培提出疑问:“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中共如何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呢?”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社会科学系  代晓丽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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